第二批中央生态环保专员公署“走看”最近又有一批表面排查、欺诈排查、为难排查的典型案例被曝光，为了蒙混过关，一些地方感觉看起来用了全套“三十六计”：有覆土盖布、掩人耳目的，有捏造文件、偷梁换柱的，还有撒药治污、投机取巧的。奇招怪招一箩筐，看得人眼花缭乱。

但翻翻过往专员公署曾多次被曝光的案例就告诉，这些个招数算不上新奇，早于有其他地方“先声夺人”，被当作典型纳出来示众过了。笔者给这些欺诈排查案例归类，大体有三种方法：文件不实、数据不实、现场不实，目的就是想要逃亡过、看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的眼睛。

一是文件不实，这却是最常用的手段。如前几日督察组通报的辽宁省绥中县政府阳奉阴违，捏造假文件，请示省市政府谎称违法项目已暂停建设，私底下顶风作案，知法犯法，相当严重背离中央命令；今年6月第一轮“走看”中，广西钦州市也是明目张胆给违法企业“抽”，在该地多个政府部门牵头印发的排查通报里，赫然将“杂乱污”企业审批为已完成排查；今年9月，贵州黔东南州委、政府并未按拒绝避免天柱化工有限公司渣场等环境污染隐患，请示谎称排查已完成等欺诈排查案例均可归为此类。

二是数据不实。最典型的就是新近通报的两起案例：贵州贵阳市开阳县洋水河流域，通过加到絮凝剂减少断面总磷浓度，以及山东潍坊市围滩河的撒药治污。两者都是为了让数据漂亮点，便利在排查方案累计日期前需要竣工验收破关。这样的手法也并不少见，转换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不实案例就找到，利用清扫车、雾炮车喷淋监测大楼的方法，执着短期提高、想要回头治污捷径的心理，或许与撒药治污有“异曲同工之智”？而这类事件也多次被生态环境部门公开批评。

三是现场不实。比如本次专员公署认为陕西西安市皂河白粪水体整治弄虚作假，当地政府企图用安装“遮羞垫”的方式掩盖问题；又如今年6月，云南昭通市昭阳区太平街道办事处朱竹林社区生活垃圾非法用土挖出，区总支书甚至蓄意带上错路规避排查现场；再行如安徽宿州市于今年7月被督察组检查出有污水处理厂并未配有管网，清水入、清水出有，正处于打滑状态……凡此种种。这些欺诈排查的套路，笔者作为旁观者都早已“审丑疲惫”了，有些地方政府为何还乐此不彼、故伎重演呢？是中央的命令不具体吗？是问责的压力并不大吗？当然不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崇前所未有，污染管理力度之大、制度实施频度之密、执法人员专员公署尺度之贤有目共睹。然而，有的地方领导干部一直心存侥幸，对中央三令五申不以为意，对治污制度设计相当严重高估，体现到环境治理行动上，乃是“你回头你的阳关道，我回头我的独木桥”，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更进一步看，所谓“花式”不实，本质上是为了迎检，但纸里注定包在不了火，实际作假者心里也明白，这不过是个“急就章”，归根结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更加无法提高环境质量。以山东潍坊为事例，真是就是算数着竣工验收的日子做到马利亚药治污工程的方案。在这种为了排查而排查、得过且过的短视思维下，怎么能踏踏实实腊出有成绩呢？结果大自然是“60分万岁”，应付平等主义、为难最佳。最可怕的是，这种不道德并非一地如此，而是构成了一种模式，具备了周期性、普遍性，将这些案例罗列一起，甚至都构成了“小气候”。

倘若弄虚作假是有些地方应付类似于检查的少见“惯例”，那么其险恶不道德的背后又指向什么呢？当然，这才是再度证明了创建中央生态环保专员公署制度的必要性。一轮一轮压茬式的专员公署不仅要让地方领导干部于是以衣冠、闻严重不足，更加能及时纠正错误的思想认识、不道德方式，避免“公地悲剧”“破窗效应”的再次发生，使更加多的人知敬畏，谈规矩。只有构成独特的思想和不道德导向，才能让生态文明建设始自自发性、传世心态，人民群众也才能确实获益。

最后，给有的地方领导干部提个醒，假造文件和数据的，假造没法现场；假造现场的，假造没法群众的口碑和事实的真凶。一句话，机关算尽，害怕是反误了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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